这些马铃薯块茎都是具有相当的抗自然灾害能力的品种

       有这样一个故事：智利是位于南美洲安第斯山麓的国家,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一度外债高举、经济滞后, 连粮食也要依赖进口供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好管闲事的美国人决定派遣一个农业考察团前往智利, 为那里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农业技术指导, 以提高当地农作物生产水平。

       安第斯山脉盛产马铃薯, 几千年来是智利人的主要食品。但是, 经过实地考察后, 农业专家发现, 尽管已经积累了如此之久的种植经验, 当地的农民好像还没有发展出现代化的产量技术。例如, 产地位处贫瘠的高地, 每块田地的形状并不规则, 而且布满了大石头, 种植的品种高达1 0 余种, 各品种的马铃薯产量不一。收割马铃薯时, 农民对于藏在地处偏僻、地形崎岖的马铃薯, 并没有采收, 只是任凭它生长, 缺乏完整的收成规划。

       农业考察团认为, 他们已经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而且很容易就针对上述的问题, 提出了农业改良的建议：如果可以挑选高产量的马铃薯品种, 广泛改良种植技术, 并重新整理田地, 例如除去巨石与杂草, 根据科学统计, 起码可以比过去增加1 5 % 的产量, 刚好可以弥补智利粮食不足的缺口。

       事情似乎解决得很顺利, 现代科学似乎可以轻易地解决一些自然界的问题。可是, 这种改良的结果却给当地的农作物产业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粮食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引发了更严重的饥荒。因为农业专家短期的观察, 并无法与安第斯山脉的农民数千年经验相比。当专家们只是考虑从作物品种、土壤条件、种植方法等可控因素方面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时, 却忽略了( 或者说是没有观察到) 那些不可控的因素所造成的损害。比如, 当地频频发生的、意外的自然灾害, 春天半夜的冻霜, 夏天毛毛虫的侵害, 微菌在马铃薯成形前所从事的破坏, 甚至冬天太早来临, 都可能影响到当年的收成。也恰恰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下, 使当地的马铃薯必须发展出抵挡灾害的能力。所以, 农民会在灾难后, 前往偏僻角落、巨石与杂草间, 寻找幸存的马铃薯块茎, 这些马铃薯块茎都是具有相当的抗自然灾害能力的品种。虽然当时可能会面临粮食不足的窘境, 但是明年种植时却可以种植多品种马铃薯, 来应付不同情境的灾害。所以多样化的产品品类, 看上去并不科学的收成规划, 农业专家认为没有效率的种植方式, 却正是智利农民求生存的改革之道。

       生态学称有效率的农业为" 单一收成" , 也就是减少农作物品种的种植, 透过单一收成, 可以保证在短期内有丰富的产量。但是相对地, 也可能会影响长期稳定的收益。一方面, 反复的土地利用, 会使土壤养分枯竭, 破坏生态系统内自然循环的涵养, 也威胁到原本当地动植物的生存; 另一方面, " 单一收成" 固然可以形成很高的短期收益, 但同时也降低了对于环境风险的抵御能力, 一旦出现变化, 有可能会对整个生产系统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现实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而且, 万事万物的存在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的。每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客观、现实的理由, 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现实问题,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种" 模式" 来生搬硬套的话, 受到现实惩罚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因此, 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思路一定要灵活, 考察和分析问题一定要全面, 目光也一定要放得尽量长远些。

       见识大学考试" 对对子"

       1 9 3 2 年, 报考清华的学生, 在国文考试的时候, 碰上了一道怪题：对对子。出了上联, 要求对下联, 上联是" 孙行者" 。此题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 只有三个人据说对上了, 他们对的是" 胡适之" , 其中有一个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不过由于在清华考试之前, 北大已经发榜, 所以张先生没有去清华。怪题的制造者是陈寅恪,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 孙行者" 的标准答案就是" 胡适之" , 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 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 后来张政烺先生说, 他答的其实不对, 标准答案应该是" 祖冲之" , 对" 胡适之" 的" 胡" 字, 跟" 孙行者" 的" 孙" 字平仄不协( 都是平声) 。

       事情发生的时候, 中国的中小学教育, 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 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 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 陈寅恪此举, 在当时引起了考生和舆论的大哗。批评的矛头, 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 而新教育没有这个内容。由于当时学界的复古思潮正在兴起,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 怪题事件的制造者, 恰好又是一个新传统主义的中坚, 因此, 当时的左翼文化人, 对此反弹更加强烈。

       不过, 有意思的是, 事情过后, 别的考试都被大家淡忘了, 惟独陈寅恪出的这个对子, 却久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甚至一直到解放后, 知识界仍然在传这个事情, 对上了对子的张政烺先生, 在人们的传说中, 很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今天看来, 实际上, 对对子事件所碰到的, 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

       传统上, 汉语写作是要求音韵上有节奏的, 就是说, 文字读起来要有铿锵的感觉, 起伏的节律, 因此要讲究平仄。诗歌如此, 文章也如此, 即使是散文, 也要琅琅上口。同时, 音韵上的讲究, 是与文字的意蕴和色彩结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 文字不仅需要表达意义, 而且还要有字与词本身含义的组合所传递出来的色彩, 为意义生色。只有这样的文字, 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 但它的不好, 主要是受了其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负担的拖累, 仅仅就文字技巧而言,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 在汉语的文字写作技巧训练方面, 它是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私塾教育对对子的训练, 固然是为了日后八股文的写作, 但对于学生掌握和理解汉语, 其实倒也是必要的。许多近代的名人, 包括著名的学者, 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 往往对自己善于对对子的" 事迹" 津津乐道。虽然说, 中国古代也有白话文, 但古代的白话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联系的, 是文言文的俗化, 严格说不能用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实际上, 新文化运动诸健将提倡的白话文,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做一种新的语文, 它是同西式语言相联系的, 必须符合主、谓、宾、定、补、状的西式语法结构, 其最后的归宿, 就是汉字的罗马化。而当时的白话文主导的语文教育, 基本上是后一种现代白话的一统天下。

       然而, 在人们的阅读和教学视野内, 文言文并没有消失, 那种拖着长长定语和补语的欧化句子, 虽然可能风行一时, 但并不一定能真的俘获读书人的心。因此, 在教育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两种写作方式的交战, 最后的妥协, 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写作方式既不像字母文字, 也不像象形文字。这样的文字, 是最难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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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was posted on 2008-07-19 and the permalink is http://www.visitordiary.com/html/302.html ( 旅人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