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洗刷污名的义务就是人们适当地做一些安排
当一个人与他人竞争失败时, 他对这件事就会特别敏感。比如, 面试时录用了其他的应聘者, 或者自己在激烈的竞争考试中被淘汰了, 这时失败者就会对这种失败特别在意, 觉得自己因此而" 蒙受了羞辱" 。虽然这种羞耻有时会演变成催人前进的动力, 但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感到非常沮丧。因而, 日本人常常会想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的竞争。日本的小学中几乎不存在什么竞争, 这是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教师的天职只是帮助每一个小孩在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而不能拿一个学生和另外一个学生做比较。
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制或重读制, 一年入学的儿童都在一起学习全部课程, 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他们平时在学校的表现, 而不是他们的学业成绩。在小学升中学时, 会对每个小孩进行一场入学考试, 这时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每个老师在得知自己的学生没通过考试之初都日本生活的另一个比较独特的特点就是在社会机制中安排了很多的中介人, 这样即使有冲突关系的两者也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这种中间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由于自身力量的有限而可能在做某事上失败时, 为了避免失败给自己带来的羞辱感, 他就非常需要有个中介人, 这个中介人起着为当事者双方沟通的桥梁作用。甚至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事件中, 双方也都是各自先找中介人做细致的沟通, 借助中介人来推进事情的进展。
不仅在直接竞争的领域, 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中日本人为了避免给他人造成羞辱, 引起所谓的" 名誉的情义" 问题, 他们制定了各种礼节礼仪来缓和矛盾, 以便把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例如, 在农村, 男青年都是挑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向自己心爱的姑娘示爱。男青年去时都是用毛巾蒙上自己头的, 这种装扮并不是因为怕姑娘们认出他, 而只不过是鸵鸟式的小技巧, 是为了在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不会感到羞耻。
通过以上的这种种方法, 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虽然人们强调在受到侮辱时受辱者有义务要洗刷污名, 但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 这种洗刷污名的义务就是人们适当地做一些安排, 使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不再感到那种受辱感。与此同时, 日本人是崇尚礼仪的模范, 而正是由于这些礼仪的存在, 使他们在洗刷污名时会有所顾忌。虽然日本人会把受到的侮辱转化为自己获取成功的动力, 但日本人总是会用一切方法来限制这种侮辱他人事件的出现。
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 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侮辱的鞭策作用, 日本才得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 并在十年间成功地推行了它对英美战争的政策。
也论文人的舌头之影响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 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 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 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 无论晋升还是保级, 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 那时候的张仪, 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 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 有了舌头, 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 从推荐变成考试, 但做官的人, 还得要会说话。
做官首先要建言, 对政务提出建议和看法。建言当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 但开会的时候, 总要说话, 这时候面对面的对话, 显然更要紧些。其次是拍马, 拍马也一样可以有文字的形式, 但直接拍, 当面拍, 毕竟立竿见影, 喜笑颜开。其三是" 忽悠" , 想法让别人相信你, 同意你的看法。这当然非得直接而且当面才会有效。
不过, 但凡要说话, 就有风险, 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居心叵测的皇帝, 比如朱温和朱元璋, 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 然后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 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 柳木怎么能做车轴, 车轴必须用枣木做! 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 危险就更大, 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 伴君如伴虎, 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 人家龙颜大怒, 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 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 做官要多磕头, 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 为了防止说错, 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 模棱" , 含含糊糊, 藏头缩尾, 到处留下活扣, 见机行事, 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 经验" , 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 大批特批, 说实在的, 其实这些招数, 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 又要让人说, 说错了就要挨整, 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 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 他偏说西, 上司说西瓜好, 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 不知有多少, 但是, 不吸取教训的, 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 给皇帝提意见的, 学名叫诤谏; 一种是自说自话, 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 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 连一般人听了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 在明朝之前, 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 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 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 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 只有在非常时期, 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 就动静特别地大。比如东汉后半段, 外戚、宦官换着专权, 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 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 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 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 闹学潮, 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 打的打, 杀的杀, 抄的抄, 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 宦官再一次专权, 这一次更厉害, 干脆做了" 立皇帝" , 士大夫又嚷了起来, 结社集会, 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 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 一直打到稀烂, 断了气。
然而, 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 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 但是却对统治意识形态不敬的, 所谓, " 得罪名教" 者。东汉的王充, 非孔刺孟, 由于当时法网不严, 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 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 当爹的制造孩子, 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 而子之于母, 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 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 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 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 读了几本佛经, 就混说乱道, 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 有头无尾, 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 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 行申( 不害) 、韩( 非) 之政, 但却不能说破, 偏这个李贽, 公开说申韩的好话, 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 李贽以古稀之年, 被捉将官里去, 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 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 白日见鬼, 只有吕留良、曾静案, 才是真的" 大逆不道" 。吕留良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 鼓吹反清, 虽然未必得罪名教, 但在华夷之辨上, 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 于是, 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锉骨扬灰, 吕氏一族, 满门抄斩。看来, 文人最大的祸患, 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 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 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 天下就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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