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衔来一头鹿放在工匠面前
从前有个工匠, 以打制金属装饰品为业。这只是一门很普通的手艺活儿, 挣的钱不多。工匠常常考虑, 怎么样才能凭自己的这点本事赚很多很多的钱, 不但可以养活家人, 还可以很快发财呢?
有一次, 工匠出门去办点事, 在郊外碰到一大群人正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地过来, 路上的行人都不准随便走动。原来这会儿正赶上皇帝出巡, 工匠便和其他人一起站在路边迎候。
皇帝出来郊游, 正高高兴兴地四顾欣赏风景, 忽然觉得头上什么东西不对劲, 伸手一摸：糟了, 头上戴的平天冠坏了。现在离皇宫这么远, 回去也来不及, 这岂不是有损皇帝的威仪吗? 急中生智, 他只得叫贴身的侍臣问一下路上的百姓有没有会修补平天冠的。听了侍臣的问话, 工匠马上从人群里钻出来, 恭恭敬敬地说：" 小人会修。" 这到底是自己的本行, 工匠很熟练地三下两下就把平天冠给修好了。皇帝非常高兴, 马上叫左右赏赐给了工匠十分丰厚的财物, 比他一年赚的钱还多得多。
在回家的路上, 工匠要经过一座山。在山里他遇到了一只大老虎, 吓得他转身就想逃。可是他听到老虎的叫声中充满了痛苦, 像是在呻吟, 就大着胆子仔细去瞧了一瞧。只见老虎眼里都是泪水, 躺在地上, 伸出爪子给工匠看, 原来虎爪上扎了一根大竹刺, 鲜血直流。工匠说了句：" 这个好办。" 就取出随身携带的工具干起来, 不一会儿, 就把竹刺给拔出来了。老虎用嘴扯了扯工匠的衣角, 示意他不要走开, 就跑不见了。不一会儿, 老虎回来了, 它衔来一头鹿放在工匠面前, 好像是要作为给他的酬谢。工匠高兴地收下了。
回到家里, 工匠赶紧叫来妻子说：" 我们要发财了, 我有两个技术, 可以马上致富。" 说完他将大门上那块" 打制金属装饰品" 的牌子取下, 换上一块" 专修平天冠兼拔虎刺" 的牌子挂了上去。
皇帝只有一个, 他的平天冠能坏几次呢? 给老虎拔刺更是偶然中的偶然, 这种碰运气的事, 一辈子大概也只能遇到一回, 怎么能作为谋生的手段呢?
在生活中必须有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 不能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好运上面。一个人如果想凭侥幸行事, 是不可能成功的。
看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2 0 0 5 年是科举废除1 0 0 周年。1 0 0 年前, 一项存在了1 4 0 0 年的制度, 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 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 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 1 9 0 5 这年, 关于废科举, 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 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 知识界看起来已经帖然接受了这个在后人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 居然完结得这么无声无嗅, 波澜不惊, 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 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 惊奇之余, 未免有点盲目乐观,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 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 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 (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
莫理循没有明白, 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 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 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 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 也断不会如此迅速, 更不会如此地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 只要国家出了问题, 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 还是军事上、制度上, 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 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 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 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 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 官吏选拔) 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 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 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 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 以及中间小的变革, 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 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 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 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 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 形成了实际上的" 半公司" 架构, 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 都只能落在官身上, 官吏的素质和能力, 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 人治" 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 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 纲" , 每次出了问题, 大家就指望" 纲举目张" , 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 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 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 越来越高。当然, 一般说来, 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 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 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 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 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 跟以往不同的是, 此时的批判, 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 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利, 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 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 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 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 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 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 人们不仅听到了" 破" 的呼声, 而且看到了" 立" 的榜样, 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 在中国历史上, 选举制度的变革, 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 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 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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