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愈能增添生命的欢愉之感
在缤纷的世间万物中, 生命以色彩为夸饰者, 一曰花, 二曰蝶。蝴蝶与色彩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运载色彩, 展示色彩, 以全部生命, 运动于色彩之中, 正是生于斯, 死于斯。" 一生踪迹, 总在花深处。" ( 陈维崧《扑蝴蝶》) 甚至, 生命逋降, 就与色彩相伴, 杨万里在《道旁小憩观物化》中, 以入微的观察, 捕捉到了这一生命现象：" 蝴蝶新生未解飞, 须卷粉湿睡花枝。" 花与蝶浑然一体。花是静止的蝶, 蝶是会飞的花。
那么, 蝴蝶, 飞翔的色彩, 究竟有没有对色彩的识别能力呢? 生物学家证明：作为低等动物, 蝴蝶美丽的图案与色彩, 只是一种自然体饰, 一种呵护生命的颜色, 是生命的客观存在, 与主体" 心理" 无关。因为, 蝴蝶没有相应的视觉。但是, 有的生物学家则又断言, 蝴蝶肯定特别喜欢某种颜色。因为, 根据他的考察, 蝴蝶在寻芳猎艳时, 只找鲜红色的花朵, 而开白色黄色的花朵, 则从不过问。我想, 应该把这些夹缠不清的争论, 留给生物学家, 让他们去做耐心辛劳的实验去吧! 从以情为本的审美的角度来看, 这些色彩的小精灵, 穿花觅朵, 传粉吻蕊, 如果不是出于心灵钟爱, 情愫牵惹, 而只是本能驱使, 盲目冲撞, 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不仅大煞风景, 简直充满了悲剧色彩诗人则不这样看待, 请读王驾的《晴景》：" 雨前初见花间蕊, 雨后全无叶底花, 蛱蝶飞来过墙去, 却疑春色在邻家。" 花在雨中零落, 蛱蝶逾墙飞去, 诗人流露着一种若有所失的怅惘情绪。这种感情所以美好, 是因为对美的消逝无限留恋, 对美的迁移深深惋惜。诗中的这只蝴蝶, 在诗人眼中, 显然是有情有义的。一个" 疑" 字引发的遐想, 隐寓蝴蝶对" 春色" 的寻觅, 是何等自觉和坚贞。诗人赋蝴蝶以情意, 这是因为, 我们愿意生活在温情的世界里, 希望周围的一切都能知冷知热, 通情达理。这, 正是一切审美实践的动人之处。
蝴蝶是色彩的富豪, 这使我们联想起它的贫穷的姐妹飞蛾, 色彩的赤贫者。蝴蝶与飞蛾这对姐妹, 是从一个模子中拓印出来的正反两面。一面五色奇丽, 一面灰暗无光。个中奥秘, 被达尔文道破了：" 黑夜无光, 颜色是瞧不见的, 因此, 习惯于夜间生活的蛾类, 总的来说, 无疑地远不如蝶类打扮得那么花枝招展, 蝶类是全部习惯于在白昼活动的。" 而同样是蝴蝶, 也有区别：" 雄蝶爱在太阳光里来来往往, 背上沐浴着阳光, 而雌蝶则惯于在阴暗的丛林里飞飞躲躲。" 而蝴蝶翅膀的阳面, 比起阴面来, 尤为色彩斑斓。这一切, 都在说明一个道理：生命呈现色彩, 是为了点缀这个世界, 世界上的色彩愈加丰富, 就愈能增添生命的欢愉之感。而色彩, 则是阳光的馈赠。飞光流彩, 色彩只能在阳光下存在, 色彩只能在阳光下飞翔。" 晓日成霞张锦绮" , 黄庭坚的诗句, 写出了东升朝日给世界带来了无比瑰丽的色彩。阳光织出了覆盖世界的彩色的锦缎。愿世界阳光灿烂, 彩蝶纷飞, 多一些色彩。愿生命在缤纷的色彩中, 带着欢乐, 欣欣向荣。
一份上了梁山的《苏报》
1 9 0 3 年的《苏报》案, 无论在当时, 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 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 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 公开抨击政府, 指名道姓地骂街, 说光绪皇帝" 载湉小丑, 未辨菽, ( 章太炎) , 要与" 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 ( 邹容) 。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 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 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 一干" 乱党" , 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 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 稍有风吹草动, 就溜到租界去, 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 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 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 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 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 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 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 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 在这个时候, 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 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兵马未动, 风却早就放出去了, 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 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 给学生出国文题, 有" 项羽拿破仑论" 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 即后来的鲁迅) 。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 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 很识趣地走开了, 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 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 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 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 硬是考证出" 小丑" 的古义本是小孩子, 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 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 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 他写是写了, 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 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 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 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 是判他们二人有罪, 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 不引渡, 在租界服刑) 。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 在风气渐开的1 9 世纪末, 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 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 学洋人办报, 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 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 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 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 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 虽说陈有政治倾向, 同情变法, 但也跟银子没仇( 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 , 所以, 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 但在那个年月, 却是时髦, 有市场。据阿英研究, 在1 9 和2 0 世纪之交, 中国的通商口岸, 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 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 完全是康党( 康有为) 的口吻, 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 戊戌政变, 直至闹到庚子之变, 杀教士和教民, 打使馆( 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 , 闹完之后, 又迟迟不肯认错, 《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 倾向革命了。当然, 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 因为在这个时候, 越是激进的言论, 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 《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 跟孙中山不一样, 当初也都是康党, 或者倾向维新的, 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 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 有清政府的催逼, 也有市场的拉动, 当然, 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 重, ( 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 轻判, 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 起了很正面的作用, 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 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 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 新政) 的巨大压力, 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 主持改革的政府, 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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