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政治秩序有一种柏拉图式的幻想

       日本在治国方法上最容易使人产生错觉, 它表面上似乎和西方完全相同, 实际上却是两码事。日本同英国一样, 有一个纯粹名义上的君主, 一个两院制的国会。

       参议院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空架子, 绝大部分权力在众议院。总理大臣由国会提名, 而不是通过普选产生。日本又从美国式的民主中搬来一些保险措施, 以加强上述机构。这些措施包括一部成文宪法和最高法院。宪法的某些措辞中, 仍带有麦克阿瑟将军的僚属起草的英文原稿的痕迹。最高法院的职责是监督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执行情况。然而, 这些机构和法律在日本所起的作用和在英美两国并不相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 日本政治制度中一些最重要的内容并不以宪法为根据, 而只是依照惯例罢了, 在一些情况下简直没有任何法律基础。

       同美国式民主相比, 日本式民主的特点之一是结构严密, 等级分明。日本人在政治上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样, 在寻求自我发展时总喜欢使自己和某个组织一致起来。对日本政治家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忠实于组织。

       这使得西方媒体在对日本政治状况进行报道时感到困难重重。即便是享有盛誉的西方报刊, 也仅限于报道日本政府的表面活动, 却忽略了实际情况。日本人自己的文章也很难对日本政治有较为准确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 那些最经常、最公开评论日本政治的人是学者, 而日本学者在意识形态上大都是左派。他们对政治秩序有一种柏拉图式的幻想, 大多数人洁身自好, 置身政治纠纷之外, 满足于就事论事, 不去触动根本。这种态度使他们对日本政治的分析大多数极不中肯。

       这种禅学正适应了士大夫隐逸处世哲学

       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至中唐起了一个很大变化, 清人叶燮《已畦集百家唐诗序》中即言:" 贞元、元和之际, 后人称诗, 谓为' 中唐, 不知此' 中' 也者, 乃古今百代之中, 而非有唐之所独, 后千百年无不是以为断。"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至中唐时期, 也起了一个重要变化。其主要原因就是禅宗哲学思想的兴盛, 极大地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需要、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 由此引起士人园林情景意境和风貌的变化, 并基本奠定了此后园林艺术的走向。

       唐代士大夫文人中流行的" 中隐" 实际上正是符合禅的见性是道, 不劳修行, 不必身处山林而能逍遥自在之观念。禅宗哲学的" 自性论" , 强调人的内" 心" 对外物的决定作用, 如" , 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等等, 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文人构建创作园林艺术的主观能动性。而禅宗的摄心内观、审视自我、净化心灵、获得自悟的" 顿悟" 说, 不仅启发了士大夫文人的艺术思维, 而且" 使人们在对立统一的事物中, 体验到具有丰富内涵和无限深广的象外之意。这对意境论、妙语说等美学理论的形成, 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它的' 物我同化' 说, 触及到了创作灵感问题。如果说老庄玄学思想认为" 道" 无所不在, 需要自然山林来体验感悟道的存在, 那么禅宗哲学的精神就是要求人们以内心的感悟去体验认知一切, 而不必向外寻觅追求。这种禅学正适应了士大夫隐逸处世哲学, " 城市山林" 兴起与" 中隐" 意识弘扬, 即是以此禅宗理趣为理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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